當我們知道更多: 關於遺傳多樣性的反思
過了半年多的時間
終於有一篇筆記是關於交換生活中課程內容的思索
這來自於我參與的暑期密集課程: 維多利亞州植物相(Flora of Victoria)
其中一堂關於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isty)課程所思
這幾年來在台大與墨爾本的學生生涯中
倒是不曾修過課名直接與"保育"(Conservation)有關的課程
雖然過往每每有人問到關於分子親緣關係(Molecular phylogenetics)和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有什麼實際的應用和"社會貢獻"時
最後總是會牽扯回保育上的觀念改變
然而對於這樣的問題 卻總是一知半解或心存疑惑
其中我想 在序列資料盛行的年代
對於保育生物學影響最深的 即是對於遺傳多樣性的暸解了
我把這篇筆記的標題定為"當我們知道更多"
其實就是這個資訊突破的描摹
生物學家們 在一夕之間突然對於族群內的組成 有了數百萬倍的成長
從傳統上對於形態變異的粗略分析 與艱苦實察
瞬間揭露了隱藏在那些細微外觀底下的自然關係(natural relationship)
這樣的資訊和視野的變化 自然成為了保育生物學家們熱衷的新方法
其中在維多利亞州(甚至澳洲) 受到人類變遷影響最劇烈的就屬溫帶草原(Temperate grasslands)
這樣的植群主要分布在維州西部廣闊的火山平原(Volcanic plains)之上
在1836年的調查中 從新南威爾斯出發的Thomas Mitchell發現了維多利亞中西部的廣大草原
從當年的藝術作品中 可以發現此區域是遼闊的無樹草原
他稱此區為Austrlalian Felix(歡樂的澳洲) 也開始了直至今日的放牧
而從歐洲拓殖時期至今 約有99%的天然溫帶草原已經消失殆盡
剩下殘餘的小小區塊 依舊在不斷擴張的墨爾本郊區之間苟延殘喘
去年九月底造訪的伊凡街草地(Evans Street Grassland)位於墨爾本西北邊的郊區Sunbury，鐵道邊4公傾大的自然草原苟延殘喘
少數殘存的環境 也多少受到過小的棲地影響 而有不少物種接近局部滅絕(Local extinction)
同時也有些過去受到管制 礦場 或者 荒廢地的區域 重新加入了這些環境的行列
而此時 保育生物學家往往會運用復育生態學(Restoration ecology)的方式
重新評估這個地區原有的植物相 然後重新移植植物幼株或種子進入該區域
其中 尤其是已受到廣大業餘愛好者喜愛的蘭花為眾
在評估之時 就是遺傳多樣性帶來新觀點的時刻
蘭花因為美麗的外貌往往是輿論壓力下保育的首選，維州草原常見的雙尾蘭屬(Diuris)也有多項復育計畫，圖中是伊凡街草地裡生長的黃金蛾蘭(Diuris chryseopsis)
在過往的評估中 往往僅能做到植物"物種" 頂多"變種"的了解
然後盡量移植來自鄰近棲地種源的植物 希望能"接近"原本真正的植物組成
而當遺傳多樣性/族群遺傳出現之後
我們對於這些評估的理解瞬間提升了 我們可以先分析整個物種在不同零散分布地的族群組成
然後就可以找到相近遺傳組成的種源 作為復育的規劃
維州的溫帶草原在春季往往是繁花似錦，伊凡街草地的一小塊山丘上開滿了平原木根草(Stackhousia subterranea)，也成為附近郊區中僅存的分佈小島。
然而在這堂課程之中 令我訝異的是聽到了一個更進階的觀點
"當原本環境中的遺傳組成就相當單調(多樣性低)時，
就可以廣納多樣的種源栽植到這個區域，以增加他的遺傳多樣性。"
我個人相當不認同 然而多數課堂中的學生似乎都相當認同這個思維
在政府的政策規劃 或者保育生物學課程的宗旨之中
我們往往可以看見"多樣性"(Diversity)作為最高準則的觀點
而在爾後的同一門課一堂關於保育生物學的課程中
更是提到讓我瞠目結舌的"準則假設"(Normative Postulate):
多樣性是好的(而滅絕是糟的) "Diversity is good"(and extinction is bad.)
我個人無法接受直接將一個價值判斷觀點作為學門的基礎假設
尤其是我覺得這樣的價值判斷不見得正確時
遺傳多樣性作為多樣性的分支之一 不難想像大家會理所當然的認為能增加是好的
但在我的觀點中 這樣的想法忽略了族群的演化觀點
一個局部地區的單一遺傳組成 可能來自於演化歷史上的背景因素
因為人為的因素進而影響基因型的分佈 真的是合適的作為嗎?
而且 這個地區 很可能作為這個單一基因型的保護區域(缺少其他基因型競爭)
相對而言 可能反而留下本身較為劣勢的基因組合 在未來產生較高的遺傳多樣性
同時 因為得以了解基因組成的族群分布
很多的開發計畫似乎得到了生物科學的救贖和支持
只要不會破壞到所見的遺傳多樣性 或者 能透過復育生態學的方式維持遺傳組成
開發的過程 與 城市的擴張 就不再有過去的後顧之憂
然而 生物的發展與演化 卻往往不是這樣的數值所能反映的
丘上開滿了平原木根草(Stackhousia subterranea)，其後的圍籬金合歡(Acacia paradoxa)也盛開著金色花朵與之輝映。然而這樣美麗的草地平時並不怎麼受人喜愛。
所以 獲得了更多的遺傳資訊 就真的代表我們在保育生物學上 能做出更適合的決定嗎?
我想並不然 現有的種內族群間基因型分布 往往有著過往歷史的痕跡
並不一定來自於選汰的結果 更多時候 是幸運的那一群在合適的地區得以安身立命
我回想到過往很多生物學的議題辯證中
常常會有反對者質疑"我們真的能扮演上帝嗎?"(Can we play god?)
很多時候這些質疑都沒有真正的立論基礎 而僅是宗教與傳統的反彈
然而也有像今天這樣的情形 在知道的更多的時候 我們會想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改變歷史的軌跡 與 演化的方向?
我總覺得 科學家們在尋求更多更多 對於自然的解釋
然而當我們知道更多 往往會嘗試去用盡這些尋得的隻字片語
當我們知道更多 這些更多的資訊 反而會變成人們控制自然的妄想
所以 我們真的知道了更多嗎?
終於有一篇筆記是關於交換生活中課程內容的思索
這來自於我參與的暑期密集課程: 維多利亞州植物相(Flora of Victoria)
其中一堂關於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isty)課程所思
這幾年來在台大與墨爾本的學生生涯中
倒是不曾修過課名直接與"保育"(Conservation)有關的課程
雖然過往每每有人問到關於分子親緣關係(Molecular phylogenetics)和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有什麼實際的應用和"社會貢獻"時
最後總是會牽扯回保育上的觀念改變
然而對於這樣的問題 卻總是一知半解或心存疑惑
其中我想 在序列資料盛行的年代
對於保育生物學影響最深的 即是對於遺傳多樣性的暸解了
我把這篇筆記的標題定為"當我們知道更多"
其實就是這個資訊突破的描摹
生物學家們 在一夕之間突然對於族群內的組成 有了數百萬倍的成長
從傳統上對於形態變異的粗略分析 與艱苦實察
瞬間揭露了隱藏在那些細微外觀底下的自然關係(natural relationship)
這樣的資訊和視野的變化 自然成為了保育生物學家們熱衷的新方法
其中在維多利亞州(甚至澳洲) 受到人類變遷影響最劇烈的就屬溫帶草原(Temperate grasslands)
這樣的植群主要分布在維州西部廣闊的火山平原(Volcanic plains)之上
在1836年的調查中 從新南威爾斯出發的Thomas Mitchell發現了維多利亞中西部的廣大草原
從當年的藝術作品中 可以發現此區域是遼闊的無樹草原
他稱此區為Austrlalian Felix(歡樂的澳洲) 也開始了直至今日的放牧
而從歐洲拓殖時期至今 約有99%的天然溫帶草原已經消失殆盡
剩下殘餘的小小區塊 依舊在不斷擴張的墨爾本郊區之間苟延殘喘
去年九月底造訪的伊凡街草地(Evans Street Grassland)位於墨爾本西北邊的郊區Sunbury，鐵道邊4公傾大的自然草原苟延殘喘
少數殘存的環境 也多少受到過小的棲地影響 而有不少物種接近局部滅絕(Local extinction)
同時也有些過去受到管制 礦場 或者 荒廢地的區域 重新加入了這些環境的行列
而此時 保育生物學家往往會運用復育生態學(Restoration ecology)的方式
重新評估這個地區原有的植物相 然後重新移植植物幼株或種子進入該區域
其中 尤其是已受到廣大業餘愛好者喜愛的蘭花為眾
在評估之時 就是遺傳多樣性帶來新觀點的時刻
蘭花因為美麗的外貌往往是輿論壓力下保育的首選，維州草原常見的雙尾蘭屬(Diuris)也有多項復育計畫，圖中是伊凡街草地裡生長的黃金蛾蘭(Diuris chryseopsis)
在過往的評估中 往往僅能做到植物"物種" 頂多"變種"的了解
然後盡量移植來自鄰近棲地種源的植物 希望能"接近"原本真正的植物組成
而當遺傳多樣性/族群遺傳出現之後
我們對於這些評估的理解瞬間提升了 我們可以先分析整個物種在不同零散分布地的族群組成
然後就可以找到相近遺傳組成的種源 作為復育的規劃
維州的溫帶草原在春季往往是繁花似錦，伊凡街草地的一小塊山丘上開滿了平原木根草(Stackhousia subterranea)，也成為附近郊區中僅存的分佈小島。
然而在這堂課程之中 令我訝異的是聽到了一個更進階的觀點
"當原本環境中的遺傳組成就相當單調(多樣性低)時，
就可以廣納多樣的種源栽植到這個區域，以增加他的遺傳多樣性。"
我個人相當不認同 然而多數課堂中的學生似乎都相當認同這個思維
在政府的政策規劃 或者保育生物學課程的宗旨之中
我們往往可以看見"多樣性"(Diversity)作為最高準則的觀點
而在爾後的同一門課一堂關於保育生物學的課程中
更是提到讓我瞠目結舌的"準則假設"(Normative Postulate):
多樣性是好的(而滅絕是糟的) "Diversity is good"(and extinction is bad.)
我個人無法接受直接將一個價值判斷觀點作為學門的基礎假設
尤其是我覺得這樣的價值判斷不見得正確時
遺傳多樣性作為多樣性的分支之一 不難想像大家會理所當然的認為能增加是好的
但在我的觀點中 這樣的想法忽略了族群的演化觀點
一個局部地區的單一遺傳組成 可能來自於演化歷史上的背景因素
因為人為的因素進而影響基因型的分佈 真的是合適的作為嗎?
而且 這個地區 很可能作為這個單一基因型的保護區域(缺少其他基因型競爭)
相對而言 可能反而留下本身較為劣勢的基因組合 在未來產生較高的遺傳多樣性
同時 因為得以了解基因組成的族群分布
很多的開發計畫似乎得到了生物科學的救贖和支持
只要不會破壞到所見的遺傳多樣性 或者 能透過復育生態學的方式維持遺傳組成
開發的過程 與 城市的擴張 就不再有過去的後顧之憂
然而 生物的發展與演化 卻往往不是這樣的數值所能反映的
丘上開滿了平原木根草(Stackhousia subterranea)，其後的圍籬金合歡(Acacia paradoxa)也盛開著金色花朵與之輝映。然而這樣美麗的草地平時並不怎麼受人喜愛。
所以 獲得了更多的遺傳資訊 就真的代表我們在保育生物學上 能做出更適合的決定嗎?
我想並不然 現有的種內族群間基因型分布 往往有著過往歷史的痕跡
並不一定來自於選汰的結果 更多時候 是幸運的那一群在合適的地區得以安身立命
我回想到過往很多生物學的議題辯證中
常常會有反對者質疑"我們真的能扮演上帝嗎?"(Can we play god?)
很多時候這些質疑都沒有真正的立論基礎 而僅是宗教與傳統的反彈
然而也有像今天這樣的情形 在知道的更多的時候 我們會想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改變歷史的軌跡 與 演化的方向?
我總覺得 科學家們在尋求更多更多 對於自然的解釋
然而當我們知道更多 往往會嘗試去用盡這些尋得的隻字片語
當我們知道更多 這些更多的資訊 反而會變成人們控制自然的妄想
所以 我們真的知道了更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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